原标题：国际合作为何是人工智能时代“鲜明底色”？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（WAIC）于7月26日至28日在沪召开。从人工智能（AI）多项标准共议到细分技术探讨，从未来发展趋势到垂直行业应用，数百场论坛中，“国际合作”是不容忽视的关键词。国际合作对AI的发展为何愈加重要？为何AI全球治理特别强调“文化包容性”？近日，中新社专访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宋海涛，对此进行解读。 中新社记者：AI治理涵盖了哪些内容？这方面的全球合作为何重要？ 宋海涛：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，正在推动全球生产方式、经济结构和产业模式的深刻变革。AI治理框架的构建，需突破传统技术规制的局限，形成兼顾技术伦理、文明多样性、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型治理范式。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，一方面，AI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像个“黑盒”，“黑箱效应”仍是制约技术信任的关键。AI治理就是为消除人们在使用AI时会产生的诸多疑虑，旨在构建起技术向善、伦理治理、全球协作的三维治理体系。 技术向善，即规定处于“黑盒”中的机器学习、思考过程应遵循的原则，它相当于人类社会的“宪法”，为AI搭建一个基本体系架构，引导其发展走向。伦理治理，即当AI大量服务于人和社会时，如何使其符合人类安全和社会伦理的需求等。全球协作，一是要建立跨文化的伦理框架，兼容不同的价值观，二是治理机制应具有包容性，全球共同参与标准制定，三是通过如开源模型、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计划等建立开源和共享机制。 AI技术的演进和适用性提升，与AI各种标准的规范与统一是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的，皆有赖于广泛的国际合作。 中新社记者：既然AI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要素，中国为何坚持倡导全球开放合作？ 宋海涛：AI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使能技术，它像蒸汽机和电力一样，是一种可改造甚至重塑全行业、促成人类社会进步的通用性技术。这一特征决定了AI的发展必须要在技术、伦理等诸多标准上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。同时，AI最大的特点在于用的人越多就越智能，发展就越快。这是全球开放合作的客观因素。 主观因素上，中国具有完善的科技研发体系和制造业全产业链优势，为AI落地提供了“全场景实验室”，可快速实现从研发到应用的转化，做到成本最低、效率最高，并有能力向全球供给新兴产业技术。中国希望与各国开展合作，在推动AI快速发展的同时，帮助欠发达国家降低技术使用的门槛与成本。 近年来，中国外交部和联合国共同主办了两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培训班，面向全球南方国家，助其深入了解AI技术发展现状及趋势，不断弥合智能鸿沟。 中新社记者：AI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 宋海涛：大致来看，当前AI全球治理呈现“三轨并行”的复杂格局：一是技术霸权范式，通过“芯片—算法—数据”三位一体控制体系构建技术“护城河”，其标准制定过程存在显著的“俱乐部效应”；二是伦理规则范式，欧盟《人工智能法案》是全球首部全面AI监管立法，其出发点是促进信任、安全和基本权利保护，但在推动责任和伦理的同时，也可能阻碍了欧洲AI生态的创新活力与全球竞争力；三是全球南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权优先范式，主张发展权优先、技术主权、多极化治理及本地化框架等。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，中国始终以行动印证其开放包容的AI全球治理理念。一是构建技术开源体系，率先发布了开源大模型；二是在技术发展与标准制定过程中倡导标准共建机制，试图构建更广泛的全球性合作；三是基础设施共享，积极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展AI基础设施建设合作，共建联合实验室。 中新社记者：“文化包容性”为何会成为当前AI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内容？ 宋海涛：AI全球治理中的“文化包容性”，本质上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技术伦理问题，通过技术民主化实现文明互鉴：在算法设计层面避免文化偏见，在治理架构上建立广泛国家参与机制，形成既保持技术中立性，又兼容不同文明价值诉求的治理范式。需在数据标注标准、多语言模型训练、伦理评估框架等多个具体领域建立跨文化协作体系，这正是中国提出“共商共建共享”全球治理原则的要义所在。 前三次工业革命中，欧美国家的语言和文化，随着其对技术标准的掌控与产业的全球化扩张进行了全球渗透。事实上，AI时代也已出现了类似表征。综合全球语料库及主流数据集来看，超80%为英语语料，汉语语料占比不足10%，其他语种则更少。开源大模型DeepSeek之所以成为中国AI技术发展的标杆，恰是因为它打破了西方算力封锁与语料库不足的限制，实现了“技术自主性”和“语义理解精准度”的双重突破。 当前不同国家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程度、基础设施建设，乃至对技术需求的量和方向都是参差不齐的，因此更需构建一种既保持技术开放性又尊重文明多样性的治理路径，AI的演进需要文明对话的“数据飞轮”效应。 中新社电 樊中华/文